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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教(fójiào)传入中国(zhōngguó)，佛教中国化，对丰富和繁荣中华文化影响深远。近期入选“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”的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，进一步(jìnyíbù)实证并展示了自汉至唐，佛教传入中国并逐渐(zhújiàn)汲取中华文化营养、实现佛教中国化的发展脉络。 这座古代佛寺历经千年岁月何以重焕(zhònghuàn)光彩？重见天日(chóngjiàntiānrì)的出土文物又讲述了古丝路上的哪些故事？ 双塔见证(jiànzhèng)千年佛寺变迁 莫尔寺遗址，位于新疆喀什市东北30多公里处莫尔村附近一处洪积台地上。最显眼(xiǎnyǎn)的是两座(liǎngzuò)土坯佛塔，一圆一方，遥遥望去，如两枚巨大印章盖在(zài)苍茫荒原上。 “莫尔”，在当地少数民族语言里是(shì)“烟囱”的意思，当地老乡把耸立的佛塔当作烟囱，莫尔寺遗址由此得名(démíng)。 这是新疆(xīnjiāng)喀什莫尔寺遗址复原模型全景图(quánjǐngtú)。新华社发（中央民族大学供图）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考古(kǎogǔ)文博系教授、莫尔寺遗址考古发掘领队肖小勇介绍，千年来(lái)虽饱受风雨侵蚀，但莫尔寺遗址诸多建筑坍塌(tāntā)后被冲下的泥土持续包覆，得以保存至今。 自2019年开启考古(kǎogǔ)项目以来，考古人员持续不断收获惊喜。“第一次去现场(xiànchǎng)勘察，从地面上看感觉几乎没有多少工作的(de)余地。”肖小勇回忆说，当时除了一圆一方两座佛塔，地表仅能见到几处残墙痕迹和零星散布的陶片(táopiàn)。但发掘不到半个月，第一座僧房出现，让考古团队(tuánduì)看到希望，“地下埋藏的东西远比我们想象的丰富。” 这是新疆喀什(kāshí)莫尔寺遗址布局示意图。新华社(xīnhuáshè)发（中央民族大学供图） 6年间，在考古人员手铲下，僧舍、回廊式佛殿、长方形大佛殿、讲经堂、厨房、储物间、餐厅等建筑(jiànzhù)纷纷浮出地面。共(gòng)发掘4600平方米(píngfāngmǐ)面积，发现(fāxiàn)遗迹包括18座单体建筑共计62个房间、2条阶梯式踏道，出土上万件各类文物和文物残片。 “莫尔寺(mòěrsì)既有自身特色，也能在其中看出印度、犍陀罗、中亚(zhōngyà)、当地和中原等不同地方的元素。”肖小勇介绍。 新疆喀什，古称疏勒，地处丝绸之路南、北(běi)两道交汇处，各色文化(wénhuà)艺术在此地融合荟萃。 肖小勇介绍，莫尔佛塔(fótǎ)（圆塔）是高覆钵式土坯塔，采用犍陀罗传统的窣堵波样式，作为莫尔寺遗址的标志性建筑，已经屹立了(le)1800余年(yúnián)。相隔约60米(mǐ)，由5层塔身和大型台基构成的方形实心(shíxīn)土坯塔（方塔(fāngtǎ)），台基边长39.36米，仅比位于河北的、东魏北齐时期邺城赵彭城佛寺遗址的佛塔台基边长小5米，规模接近皇家寺院等级。 这是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(yízhǐ)（资料(zīliào)照片）。新华社发（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） 一圆一方，风格迥异，两座(liǎngzuò)佛塔在漫长岁月中并肩依存千余年。 “公元1-3世纪，以圆塔为中心，附近(fùjìn)和(hé)旁侧非对称分布僧房，公元4世纪以后(hòu)，遗址的礼拜中心变为塔、殿并重，最后向以具有中原建筑布局(bùjú)特征的长方形大佛殿为中心转变，这一时期增修了佛殿、讲堂、厨房和方塔(fāngtǎ)等。10世纪上半叶，寺院建筑被毁后废弃至今。”肖小勇(xiàoxiǎoyǒng)介绍，从这一寺院由汉到唐近千年的布局演变，可看出中华文化显著的包容性与佛教中国化进程(jìnchéng)，为研究丝绸之路多元文化交融与互动提供重要考古学证据。 探索地面佛寺起源(qǐyuán)的实证 作为(wèi)迄今发现我国最西部地区年代最早、延续时间长且发展演变清楚、保存较完整的大型地面(dìmiàn)土建筑佛寺遗址，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填补了古(gǔ)疏勒佛教历史与考古研究的空白，实证新疆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(héxié)格局，为追溯我国地面佛寺源头提供(tígōng)了不可多得的第一手材料。 佛教诞生于印度，传入新疆的时间说法不一，主流观点是公元前1世纪左右，从于阗(tián)或疏勒传入。文献记载(jìzǎi)，西去求法的高僧，无论是法显、还是玄奘，都曾对疏勒万僧千佛的礼佛盛况发出赞叹，但受古今人类活动区域重合等因素影响(yǐngxiǎng)，疏勒保存下来的汉唐遗迹并不多，残存于游记、史书(shǐshū)中的只言片语(zhīyánpiànyǔ)留给今人无尽遐想和遗憾。 因此，这座地处于西域四大佛教中心之一，由佛塔、佛殿和(hé)僧房等遗迹构成(gòuchéng)的大型、高等级佛教寺院遗址尤显珍贵。 一百多年前，该遗址因被掠夺等原因，仅留下有限的文字和图片(túpiàn)记录。此后，在我国第二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，遗址有了初步测绘等信息(xìnxī)，但遗址范围、布局(bùjú)、建筑结构等关键问题仍不明确。 自2018年新疆考古(kǎogǔ)(kǎogǔ)纳入国家文物局“考古中国”重大项目以来，莫尔寺(mòěrsì)遗址考古项目被列入“新疆多元宗教发展与中国化的考古研究”课题，由中央民族大学(zhōngyāngmínzúdàxué)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开展发掘。 2019年7月，考古(kǎogǔ)工作队员在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现场布置探方。新华社(xīnhuáshè)发（中央民族大学供图） 在考古工作者(kǎogǔgōngzuòzhě)的手铲下，湮没(yānmò)史海千余年的疏勒佛教文化遗存，再次回归人们的视野。 动物骨骼鉴定显示主要为羊、黄牛和马骨，印证疏勒僧侣吃肉的记载；孢粉分析发现遗址有40余种植物种属；运用地球物理勘探技术探测地下遗迹……多学科技术深度介入，让(ràng)考古发掘提取(tíqǔ)的信息更丰富(fēngfù)，文献(wénxiàn)里干瘪的文字变得有血有肉。 “以往佛教何时传入西域，大家都是从(shìcóng)文献记载得出的认识，而莫尔寺考古系列碳14数据结合(jiéhé)遗迹遗物，提供了考古证据：在公元1世纪西域已存在佛寺建筑。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(xīnjiāngwéiwúěrzìzhìqū)文物考古研究所(yánjiūsuǒ)所长李文瑛介绍。 古刹探源续写交融(jiāoróng)故事 对考古专家而言，以海量文物为线索，完成历史(lìshǐ)拼图，挖掘文化遗产背后的(de)故事仍在继续。 在已出土的上万件各类文物(wénwù)和文物残片中，有大量石膏佛像残块，专家根据部分残块分析，莫尔寺最高佛像可达4米；结合古籍记载(jìzǎi)，以及出土佛像特点、开(kāi)元通宝钱币、泥瓦、贴金佛像手指等(děng)综合分析，莫尔寺遗址长方形大佛殿很有可能与武则天时期在疏勒(shūlè)镇修建的大云寺有关联。 这是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出土的石膏佛面、手部残片（资料(zīliào)照片(zhàopiān)）。新华社发（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） 文献记载，武则天曾令天下诸州各建大云寺(yúnsì)，西域地区的安西四镇也都兴建，“疏勒亦有汉大云寺，有一汉僧住持，即(jí)是㟭州人士(rénshì)”。李文瑛介绍，莫尔寺遗址考古发现表明，唐朝时中央政权通过安西都护府、北庭都护府有效管辖天山南北，为保障社会政治经济文化，当然(dāngrán)也包括宗教稳定发展(fāzhǎn)奠定了重要基础。 肖小勇认为，佛教公元前1世纪左右传入新疆后，在喀什地区形成(xíngchéng)一个佛教传播中心，并影响到库车及更远的地方，继而(jìér)向中原地区传播，与当地文化形成交融互动(hùdòng)格局。 随着研究(yánjiū)不断深入，专家有了更多发现。 肖小勇(xiàoxiǎoyǒng)认为，莫尔寺遗址附近在汉唐时期应为重要农耕区。此外，莫尔寺遗址南面(nánmiàn)有直线(zhíxiàn)距离(jùlí)约5.2公里的汗诺依古城遗址，东面直线距离10余公里有喀拉墩古城遗址，西面约30公里还有三仙洞石窟等，进一步说明(shuōmíng)莫尔寺遗址一带曾是当地重要的政治、经济和文化中心。 2024年(nián)11月拍摄的新疆(xīnjiāng)喀什莫尔寺遗址小台地北部建筑、排水沟遗迹。新华社发（中央民族大学供图） 2024年10月,《莫尔寺遗址(yízhǐ)文物保护规划（2024-2035年）》获国家文物局批复，莫尔寺遗址面向公众开放(kāifàng)已提上日程。 成功(chénggōng)入选“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”后，莫尔寺知名度日渐(rìjiàn)响亮，搭乘(dāchéng)南疆火车的旅客，得知途经莫尔村附近时，总不忘透过车窗搜寻莫尔寺的身影。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党组书记、局长李军说，下一步将对莫尔寺遗址历史(lìshǐ)信息进行完整展示，全面、准确阐释其历史文化价值，并整合周边文化资源，让(ràng)遗址拥有集文物保护、研究、展示等为(wèi)一体的功能，成为深入推进文化润疆重要(zhòngyào)载体，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(zhōnghuámínzú)共同体意识。 文字(wénzì)记者：潘莹、张瑜 统筹：孙闻、李欢、郭昱、冯筱晴(féngxiǎoqíng)